咨询热线

改革和革命谁跑得快

发布时间:2016-03-24 10:09 访问次数:

孙中山的力量最弱,他首先在海外要争夺,他的斗争对象是立宪派保皇的主张,要依靠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良。他就说,中国只能革命。

银川装修网

梁启超说,绝对不能革命,革命会带来大动荡、大破坏,清王朝肯定能改革,我们只有在清王朝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比较好的路。而你那个革命是暴力的,人民会血流成河,最后前途怎么样还说不准。所以支持梁启超的人,大家都比较理性,都不希望暴力,都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

 

清政府在1906 年秋天宣布准备立宪,万众欢腾,城市里人们自发的游行庆祝,还编了很多歌曲,歌颂清王朝,大清立宪歌,发自内心的喊大清王朝万岁万万岁,觉得今日通过立宪能够避免革命的大流血是最好的。清王朝的威望突然一下子变得很高,梁启超他们在海外支持立宪的力量也很强,确实这点从策略上是对的。

 

后来慈禧宣布,我要准备立宪,但是整个政府机构还都是从前很传统的,很落后的,现代化的机构没有,我首先要改官制,把我的行政改革,把一些现代化的机构建立起来,才能够为下一步立宪做准备。这个路线图也是对的。所以支持慈禧、支持清王朝的人很多,尤其是士绅,不希望动乱的士绅、大商人和留学生。

 

问题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是军机处,很落后,并且还是满族人占优势,还有八旗,还有太监,慈禧让一个她最信任的又能干的袁世凯来负责。大家都知道,机构改革是最难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得罪所有人的事情,各方都不会满意,所以斗争得很厉害。

 

袁世凯说整顿内务府,实际上就是要把太监去掉。太监不同意,又有权力,所以有几十个、上百个太监,下朝把袁世凯围着,拳打脚踢。袁世凯就提出来,像理藩院等等这些没有用的机构都要撤掉。这些机构,大多数满族亲贵是这些机构的领导,这些人怎么安排。

 

世凯说,今后不是准备立宪吗,立宪我们走英国的路,有上议院、下议院、贵族院、平民院,这些人就当贵族院议员。但是中国人的观念不接受这个,觉得天下是爱新觉罗的,那些满族人要当官,不是当什么议员。他们觉得汉族人只是一条狗,没有权利决定我们。所以那些满族权贵集中起来,到慈禧那儿反对这件事,说袁世凯有个人的野心。

 

慈禧本来特别信任袁世凯,突然反过来觉得这是很危险的。而那时的袁世凯还觉得这么多满族亲贵反对,只要慈禧支持就能够行得通。他又去找慈禧,希望慈禧支持。慈禧就猛烈的训了他一通,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行了。

 

因为袁世凯的权力太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有八个兼职,包括练兵,并且新军八个都是他练成的。他一下子知道自己很危险了,他把他的兼职全部辞去,说我没法管这个事,我要去检阅新军。之后他就到保定去了。

 

慈禧让其他的人来做这些事,但是慈禧限定了五个方面不能动,军机处不能动,八旗享有特权不能动,太监不能撤,还有两个方面。当这个一公布出来,所有人都愣了,都觉得这个改革是假的。

 

革命党人从来就是说它是假的,这不足为奇,问题是立宪派是支持他的,认为她是真改革,这些大商人、大士绅突然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觉得它是假的。尤其她成立了一些新的机构,这些新的机构里是满族人当大臣的多,汉族人很少。

 

从前各个部虽然是在满族人手中,但是满汉各半,而这次重要的部都是满族人当了部长,叫尚书。唯一一个汉族人当部长的就是外务部,但是她唯独在外务部上面设了一个管部大臣,这个管部大臣是满族人。这不是弄巧成拙吗,其他的部上面没有管部大臣,只有外务部上面有,汉族人当了外交部长,上面再设立一个专门管外交部长的人。

 

梁启超在海外还跟孙中山说清王朝会改革,但是在他给康有为的信已经承认了,说官制没改革之前,在东京的留学生支持我的多,改革方案一出,支持孙中山的人多。

 

还有一个保皇会的头,也是梁启超的副手,在改革之前,也是坚决反对孙中山的,并且写文章反驳孙中山,但是这个改革公布出来,他悄悄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承认,对朝廷很失望,朝廷真是反动复反动,今后政治难为作为。当改革派、立宪派这一批人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证明孙中山说的是对的,孙中山始终抓住这一点,清王朝不可能从上到下的改革,所以只能推翻。

 

梁启超也看到这个趋势,所以梁启超在1907 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文章的名字叫做《现政府与革命党》,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革命党者,以推翻现政府者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我觉得梁启超很客观,这种客观是我们少有的,因为他当时跟孙中山论战得非常激烈,彼此甚有时候在辩论会上还拳脚相加。但是他很客观地承认,并不是孙中山要激进,而是清政府的政策使得孙中山今后能成功。

 

1908 年清政府又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有好多条,它是以《明治宪法》为蓝本进行修改,它的皇权比天皇权力还大,人民享有的自由和各种权利比《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还少。而《明治宪法》是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做的修改,天皇的权力比普鲁士皇帝的权力大,人民享有的自由比《普鲁士宪法》享有的权力少。

 

所以中国那些立宪派、士绅接受的立宪是以《明治宪法》为标准,而《宪法大纲》连这个底线都达不到,所以就群起而说清政府是假立宪。

 

现在不是孙中山说他们是假立宪,是支持清王朝的、清王朝的社会基础说他们是假立宪。清王朝对这个完全没有意识到,反而在1908 年慈禧下令,通缉梁启超,认为梁启超是对国家危害最大的人。

 

这对于孙中山来说,是正中下怀,梁当初天天说清政府会改,结果却被清政府认为最严重的罪犯。海外本来支持梁启超、正在观望的人,一看这样,开始认为孙中山说的是对的,清王朝根本不可能改革。这下又使革命派的力量又多了一部分,所以革命和立宪的距离就越来越短。

 

当宪法草案公布之后,对于清王朝做的这些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史学界有分歧。有的人根据清王朝做了很多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所以说是真立宪;反对者就以立宪应该做的一些基本的很多事情没有做,说是假立宪。说它真、说它假都各有道理。我研究历史,我的历史观觉得这点很难判断,这是标准问题

 

最关键的在于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也就是那些士绅的想法。如果它是假的,那些士绅认为它是真的,它就能弄得下去;如果它是真的,它的社会基础的那些士绅都认为它是假的,它就弄不下去。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是有信号的,可惜清政府没有注意到这些。

 

我总是强调,政府一定要注意很多信号。有很多事情,像郭美美事件,为什么政府说了别人就是不信,就信网上的瞎说,这还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我有时候到政府机关讲,最危险的一个信号是当政府说的是真话,别人也都不信。你说假话,别人说你造谣,这个状况很危急了,应该想办法怎么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当时的清政府就面临着这个事情,却没有要采取什么政策,让他们相信我是要真改革。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立宪派四次上街请愿,每一次都被镇压,后来规模越来越大。规模越大,镇压越激烈,越激烈,人越多。立宪派本来是最温和的,也开始激烈化了。政府就说,士绅的激烈化和革命党人开始靠拢了,不是革命党人向立宪靠拢,是立宪向革命靠拢,这个距离就更短了。

 

到了1910 年10 月第三次请愿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的副会长沈联芳也参加了。他跟当时很有权力的庆亲王奕匡很熟,便去见奕匡,说你们应该立宪,应该开国会,大家都要求开国会,这是避免革命。庆亲王完全把他给否了,说这不可能,你们凭什么要求我们开国会,这是今后的事。

 

之后这个商会会长沈联芳率领上海这帮商人,说我们不请愿了,他觉得清政府已经要垮台了,他说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已无可为。他就回到上海,上海商会是全国最大的商会,有武装,有商团,本来是帮助清王朝维持地方治安的,上海商会已经全部悄悄加入同盟会,这就是士绅的革命化。

 

清王朝连自己的士绅都没保住。到1911 年5 月份,清政府还完全不知道。在改革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先成立一个内阁。它的内阁一出来是皇族内阁,为什么称皇族内阁?十四个部长里,有九个都是满族人,九个满族人中有七个是皇族,包括总理大臣奕匡,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是皇族。

 

实际上,这个皇族内阁是违反了内阁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内阁就是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内阁是对皇家、对皇族负责的,相当于CEO 对董事会负责。因为中国统治者始终有一个观点,天下就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绝大多数立宪派都倾向于革命,但是最上层的还是希望能改革就改革,他们跟皇家去提个建议,说能不能我们双方各退一步,虽然皇族成员不能当阁员,但我们也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成员,但是希望总理不要由皇族来承担,我们各退一步。这也被清王朝完全否决了, 还是觉得天下是我爱新觉罗的, 怎么轮到你们来说谁能干什么, 谁能当什么。

 

这一下所有的立宪派都倾向革命了, 都跟革命党暗中串联, 革命胜出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了, 而清政府对这个还是完全不了解。

 

紧接着皇族内阁之后,又出了铁路国有化。清政府到后来准备修铁路,也觉得铁路有好处,但又没有钱,就允许商人修铁路。商人修完铁路,成立了铁路公司之后,盛宣怀当邮传大臣,跟外国人谈判,获得了大量的贷款。

 

之后,清政府提出来收回铁路,把商人的股权买回来,反却又没有按照成本或者市场价购买,政府觉得我有权,我让你们富是我的政策,我现在你必须按照我指定的价格卖给我。

 

湖南、湖北的士绅就跟朝廷闹,之后朝廷就说不让你们亏本,按照市场价把你们的股权卖给我。广东的都是华侨,华侨没力量,也闹不起来,就必须是按照政府的价格卖。关键是四川,川汉铁路是涉及到最富的人和非常穷的人,政府用了最低的价格进行购买。这说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始终是不稳定的,受政治干扰太深。

 

李鸿章掌权的时候,就主张要发展商业,发展民营经济。在他掌权期间,他觉得应该搞现代化建设,但是应该由国家为主导,由政府主导,他决定把当年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商股全部指定一个很低的价格购买回来,把商人赶走。当时负责这两个机构的商人叫盛宣怀,亦官亦商。

 

后来袁世凯失势之后,盛宣怀知道在中国非当官不行,就花重金买通朝廷里面的人,成了邮传部长,用低价买民营铁路股权的政策就是盛宣怀制定的。

 

人往往是这样,屁股决定脑袋,当年盛宣怀是商人的时候,他为了争夺商人的利益和袁世凯争;等到他是官员的时候,他用袁世凯对商人的方法,来对待其他商人。结果这个政策就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闹得很激烈。

 

保路运动开始时叫文明争路,是由四川最富有的人来领导,最富有的人往往是温和的,他也没有别的行动,就是说把当年光绪、慈禧那时候发的“由民间办铁路,官不过问”的诏旨贴出来, 放在香案上, 烧香磕头。

 

说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等于现在把中央中共的文件放出来磕头。当时四川总督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你把最上层、最富有的领导者抓起来了,必然群众运动就往下降,就是比较富的、稍微富一点的人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他的行为就会比较过激了,他们就去包围总督府,要求放人。

 

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个人,全四川就暴动了。一暴动,武昌的新军就被调过去,10 月10 日打了两枪之后,辛亥革命诞生了。

 

在半年之前,1911 年3 月,孙中山倾全力组织了广州起义,都失败了,而这一次成功了,孙中山完全不知道。就在此时立宪派人站出来,武昌枪一响,湖北的立宪党人,也是全国很有威望的立宪党人站出来,说我们支持,我们的民团保证地方治安,我们给革命政府钱,有钱才能维持。

 

还有一个是大家没想到的,北方独立的省份很少,除了山西阎锡山。阎锡山在北方那么孤立,山西最大的一个大富商曲炳桥(音)出来支持,给阎锡山很多钱。商人往往关注的是商业的利益,他对政治要看风向。

 

曲炳桥当时根本看不出来,我觉得那是两种原因,第一是他个人的价值,就认为应该支持这些革命党,让清王朝灭亡;第二,也可能是他判断清王朝快不行了。这两个地方一出来号召,全国的立宪派支持,包括本来是清王朝社会基础的东南沿海的立宪派也全部支持。

 

在湖南长沙城就是城内的立宪派和城外的革命党里应外合。上海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商团的武装力量。江苏,苏州当时是首府,士绅跟巡抚陈德全说,咱们独立吧,支持革命党。陈德全说可以吗。后来他们说,这是革命,革命总要有点暴力,所以就用一个竹竿,把巡抚从衙门府上捅下来。广西南宁也是这样

 

广州七十二行会和九大善堂组织商量我们怎么办,说我们观望一下,如果朝廷问我们要钱,我们也不给,我们也不表示支持革命。当观望一段时间,发现革命党人要胜了,他们就说支持革命吧,当时的两广总督说,那好吧,你们要革命就革命了。起码他还觉得,我是清王朝的官员,我就自己走了,你们革命我也不跟你打,我也不下令镇压。

 

所以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没有打什么大仗,除了后来的北洋军之外,在各个地方独立打大仗的很少。恰恰是汉族的巡抚们,一动员就起来了。这一点和1906 年那次改革一样,使汉族官员产生离心。到后来,晚清政府的政策使它的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这让那些汉族官员觉得,这两百年来,原来你在最后划分利益的时候,我不是你的圈内人。

 

一八五几年太平天国失城的时候,还有些官员自杀,而这次没有了,尤其是汉族官员,只要一动员,他立刻说好吧,那就独立吧,没有一点心理障碍。这也证明清王朝对他自己的官员都没搞定。所以当10 月10 日武昌起义之后,政府一下控制不住了,各地陆陆续续搞独立。

 

清王朝在10 月30 日的时候,连续下了三个通知:第一,释放政治犯;第二,允许组党;第三,赶紧制定宪法,宪法条文已经出来了,非常民主,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此时在北京有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就是严复,严复给一个外国人的信中说,这三点可惜晚了,如果早一个月,哪怕只有其中一条,后果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我们从鸦片战争一路看下来,实际上是因为清王朝不改革,才致使它的任何变动总是非常被动,总是被推着走,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做的事,实际上下一阶段要求做得更多,这个革命才慢慢积聚起来。

 

像一个企业,你负债、负债,最后是总崩溃。当你不改革,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到后来社会下层、中层包括士绅,都觉得宁愿和你一起玉石俱焚,就会出现革命。当社会激烈的情绪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一场革命就难以避免。所以要避免革命,反对激进主义,就一定是上层要会妥协,要会改革。

 

现在有一种观点,从1990 年开始提出来,要告别革命,反对激进主义,我也赞同激进主义革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但是他们只说孙中山同盟会打断了清王朝后来的改革,实际上我分析,不是革命党人打断了立宪,而恰如梁启超所说,是清王朝的政策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而“告别革命,反对激进主义”这种观点,它恰恰从历史观上,混淆了革命的起源和革命的意义。你不能因为觉得那个革命不好,它就不应该发生,而就应该更客观的分析为什么它会发生。